“病种定额付费，超支不补，结余留用”。对医院来说，收治某个病组的病人“明码标价”，超出部分医院负担，而结余可以留用，将有利于敦促医院更加“精打细算”地给患者诊疗，更合理地利用医疗资源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“过度医疗”“过度开药”等情况。
据6月25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酝酿多时的DRG（Diagnosis Related Groups，即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）终于进入实操阶段。近日，国家医保局确定了推行上述付费方式的30个试点城市，几乎涵盖了全国。2020年模拟运行该付费方式，2021年启动实际付费。
“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”，顾名思义，是将同质的疾病、治疗方法和成本相近的住院病例从数据上分在同一组，确定好“打包”价格。如果患者得了同样的疾病、使用相同的手术方式、遇到同样的并发症等情况，就能实行“一口价”打包收费。
这种付费方式的核心是“病种定额付费，超支不补，结余留用”。对患者而言，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，也就大概知道了治好这个病要花多少钱，看病更加心中有数；而对医院来说，DRG改革后，收治某个病组的病人都是“明码标价”，超出标价的部分需要医院自己负担，而结余可以留用，这将有利于敦促医院更加“精打细算”地给患者诊疗，更合理地利用医疗资源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“过度医疗”“过度开药”等情况。
除了关乎患者的切身利益，医院的诊疗思路和理念，分病种付费也被视为缓解医保基金压力的手段之一。不少专家希望以此为“药引”，破解“看病贵”等难题。
近年来，我国卫生总费用不断增长，医保基金压力加大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及慢性疾病谱的变化，个别地区医保基金面临“穿底”风险。
为保证医保基金的运行安全和效率，近一段时间，国家医保局有针对性采取了不少措施，比如抗癌药国家谈判、全国范围内打击骗保、组织“4+7”带量采购，等等。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加快医疗收付费改革，通过构建合理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，促使医院或医生调整医疗服务行为，控制医疗成本，把“救命钱”花得更加“精打细算”。
牵一发而动全身，DRG虽然在国际上通行了近半个世纪，但在2011年进入我国后，“水土不服”的质疑声不少。
比如，技术上的考验。DRG依据数据编码实现分组和结算，只有全国统一临床术语、编码、分组标准，才有可能实现各省数据顺利对接，解决医疗数据分析问题。而我国人口基数大，就医流动频繁，各地的就医情况千差万别，医院医生的水平也相差较大，这种“统一”难度系数可想而知。
比如，DRG确实会倒逼医院降低成本，从数量付费转向质量付费，但是否会从过度医疗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过少医疗呢？这是许多专家担心的问题之一。如果遇到多并发症、疑难危重等情况，医院会不会因为担心超过“打包价”，而故意缩减一些检查和用药？
再如，DRG还可能导致医院夸大患者病症的情况——当病人的病情处于模棱两可的分组状态，医院就可能倾向于将其归为病情较重、收费较贵的一个DRG组，如此，药品费用节省了、患者住院天数缩短了，医院还能得到更多的费用结余。
事实上，发现问题不是坏事，这也是“解剖麻雀”、先试点再推广的意义所在。正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，正是漏洞不断修补、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，也是任何重大改革都需经历的过程。认真对待这个过程，才能尽快实现改革的目的和目标。
根据规划和要求，到2020年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及医疗服务，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适应不同疾病、不同服务特点都需经历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，按项目付费占比明显下降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把握发展大方向，选择最优路径，推广地方经验，总结教训，DRG试点将为处于深水期的医改带来新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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