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涉嫌违法违纪充当“保护伞”的公职人员，不仅要依法依纪严惩、拳拳到肉，还要用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，用提级办理、异地审理等手段，撕开“保护伞”的口子，揭开“保护伞”的盖子，形成强力震慑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凝聚起建立长效机制的共识，需要更多刀刃向内的勇气，并时时来个“回首掏”查验工作成效。
本应狱中服刑却在社会作恶，本无立功表现却有人为其记功，本无悔改之意却轻松获得减刑……据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消息，锡林浩特监狱相关领导及公职人员玩忽职守、放纵罪犯，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席某某充当“保护伞”，致使席某某被违规违法减刑，甚至在其服刑时脱离监管场所、重新犯罪。
去年初，中央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不少省市相继爆出有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的问题。比如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，在近一个月内密集通报了13名“保护伞”；广西贺州市近百名警察辅警充当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并抱团对抗调查等。
从媒体报道情况看，涉“保护伞”案例增多，涉案人员的级别也较高，这体现了扫黑除恶工作取得的成效。
在扫黑除恶工作中，“打伞破网”（打击“保护伞”，破除“关系网”）是相对较难取得突破的环节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不够，一定程度上纵容了“保护伞”的产生和壮大。
一方面，有些地区或系统盲目乐观，认为没有涉嫌充当“保护伞”的情况，即便有，处理起来也是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。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与公检法机关的同步上案机制并不完善，有时甚至放流了部分有价值的线索；另一方面，充当“保护伞”的人多具有一定反侦察能力，互相打掩护，甚至自导自演，自然不可能自查自纠。
此外，对“保护伞”的认识和界定相对狭窄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。现实中，除了为不法分子提供庇护和方便这样显而易见的“保护伞”之外，还有基于数据好看、考核需要等因素考量，出现诸如公安局有案不立、检察院有案不诉等情况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会纵容不法分子形成势力或壮大成黑恶团伙。
中央督导组一进驻到某个省市，往往能收到大量群众举报线索并查实某些历史遗留问题，这一方面说明百姓对中央督导组的信任和期待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监管的缺位。倘若没有督导和群众举报，一些陈年冤案是不是就成了铁案？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是不是就任其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”？当地相关部门是真的没有一丝觉察，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公职人员充当了黑恶势力的“保护伞”，如何保护百姓的安宁、社会的有序发展？如何维护基层政权的稳固？
上述追问本质上是公众对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期待。对于涉嫌违法违纪充当“保护伞”的公职人员，不仅要依法依纪严惩、拳拳到肉，还要用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，用提级办理、异地审理等手段，撕开“保护伞”的口子，揭开“保护伞”的盖子，形成强力震慑。
更重要的是，扫黑除恶、“打伞破网”要凝聚起建立长效机制的共识，需要更多刀刃向内的勇气，并时时来个“回首掏”查验工作成效。如近日陕西汉中某县，3名官员在中央督导组离开的第二天就旷工到酒店赌博，结果被“回来抓涉黑者”的督导组“敲错门”抓了个正着，可见一些地方基层公职人员队伍建设要长抓不懈。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尽时，维护社会安宁没有收兵日。“打伞破网”、除恶务尽，是对百姓期待的最好回应。
《继承法》实施于1985年，34年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现在大为不同，家庭结构和居民收入、财产情况也有很大差别，有关方面应当在立法层面，通过扩容法定继承人的方式，为相应民事主体提供更好、更全面的继承法律保障，以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益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。
目前，各地高考分数已出，考生们正在选报志愿，每一个考生，不论分数高低，都必须直面一个问题：究竟该报什么院校什么专业？
在6月14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，提出了把上合组织打造成“四个典范”的主张。当今世界逆流涌动，“四个典范”不仅为上合组织树立了发展目标，也从政治、安全、经济和文明等方面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。
在公安部组织开展的“净网2019”专项行动中，一款帮助明星制造假流量的软件被警方查获，由此也戳破了个别明星的新闻动辄“转发过亿”的“传说”。
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吴敏，现任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。作为一名法律人，她坚持遵纪守法学法尊法、弘扬正气传递社会正能量、工作积极主动热情服务群众，努力做好群众的法律贴心人。”哪里需要法律服务，吴敏就把法律服务带到哪里。2018年，在她的努力下，海口市琼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展或参与“绿岛法援走进新农村”、“法援惠民生助力残疾人”等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共计11场次。
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初走来的耄耋老人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1927年，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我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就只得到新加坡谋生。我八岁那年，母亲也去了新加坡，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。
6月30日下午，北京同仁医院团委副书记、眼科青年医师王辉在家中心脏骤停，经抢救无效，不幸离世，年仅32岁。据报道，王辉医师的家属在他去世后已做出捐献遗体角膜的决定。2016年，王辉曾获评当年的“全国十佳优秀住院医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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